接下来的几天，沈既白的工作节奏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她照常去律所，照常看文件，照常开会。但姜屿注意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——她回来的时候会先看一遍手机，再换鞋；她吃饭的时候会比平时多吃几口，像是需要补充一些她不确定是否多余的能量；她会在夜里醒来，翻一次身，然后继续睡。姜屿没有问她“调查怎么样了”。她只是每天早上去厨房，把粥煮好，把煎蛋煎好，把牛奶倒好，然后坐在餐桌前等她起来。沈既白从卧室出来的时候，看到桌子上摆好的早餐，会在餐桌前站一会儿。然后坐下来，开始吃。像在确认一件她还没完全相信的事——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她的生活还在照常运转，没有停下来。
周三下午，姜屿接到了律协的电话。对方说想约她面谈一次，了解她和沈既白的关系，以及她是否曾为沈既白介绍过商业机会。语气很正式，措辞严谨。姜屿握着电话，听着对方说完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好。我会配合。”她挂了电话，站在画廊的柜台后面，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桌面上。她在想——这是她第一次以“沈既白的伴侣”这个身份被正式询问。以前都是她自己选择，要不要以这个身份出现。这一次不是。像一道门被从外面敲响了，她不需要开门，但需要确认自己站在门后。
她回到家的时候，沈既白已经回来了。她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杯水，没有喝。她看到姜屿走进来，像在等她开口。
“他们给我打电话了。”姜屿换了鞋，走到她旁边，“约了周五面谈。”
“他们问你的，你如实回答就行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姜屿在她旁边坐下来，“你紧张吗？”
“不紧张。”沈既白说，“但有一点……不舒服。”
“哪里不舒服？”
“你被卷进来。”沈既白的声音很轻，“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”
姜屿看着她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举报信里提到我，我就有关系了。”
沈既白没有接话。她只是低下头，把水杯放在茶几上，杯底碰到木质桌面的声音很轻，像一声被吞掉了大半的回答。
“沈既白。”
“嗯。”
“如果这件事最后查出来没问题，你还会继续做你的律师。这是你的事，我不会让这件事变成我的事。”姜屿把她的手指从杯沿上拿开，握进自己手心里，“但我也是你的一部分。不管别人怎么定义，我都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。”
沈既白没有回答，但她把姜屿的手握紧了一些，像在说——我知道。姜屿感觉到她手指上的凉意正在慢慢褪去，像冰在室温里逐渐融化，成为那些不需要被握住也终究会流走的东西。
周五上午，姜屿去了律协的办公楼。面谈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进行，对面坐着两位工作人员，一位做记录，一位提问。问题都和她预想的差不多——你和沈既白是什么关系？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是否帮她介绍过客户或资源？你是否通过她的职位获得了任何利益？姜屿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简洁清楚，没有犹豫，没有修饰。像在念一份她早已准备好的证词，每一个字都放在了它该在的位置上。答完之后，对面的人合上记录本，冲她点了点头。“谢谢你的配合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会再联系你。”
姜屿站起来，说了一句“好的”，然后走出房间。她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，没有回头。她只是走了出去，像穿过一段她不需要记住长度的过道，前后都是门，她只需要从一道门走到另一道门，中间不需要停留，也不需要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距离。她走出办公楼，站在门口，抬起头看了看天空。是阴天，云层很厚，但没有要下雨的样子。她拿出手机，给沈既白发了一条消息：“面谈完了。我回家了。”
沈既白那边过了一会儿才回：“我在家等你。”
姜屿看着那四个字，把手机放进口袋里，走下台阶，没有打车，沿着街道往回走，让风把自己的衣摆吹动。不是不着急，是不需要着急。因为知道有人在等她，不会因为她走得慢而离开。她可以沿着这条路走多久都可以，因为知道路的尽头是她已经在的地方。
那天晚上，两个人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。十二月的风很冷，呼出的气会变成白雾，像一朵瞬间开又瞬间谢的花。沈既白站在姜屿旁边，没有靠得很近，但两个人的手臂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。不是那种刻意的距离，是那种——刚刚好可以碰到，但还没有碰到的距离。
“沈既白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还会被调查吗？”
“应该不会了。”沈既白的声音很轻，“他们说，初步调查没有发现问题。下周会出正式结论。”
姜屿没有问“如果出了结论会怎样”。她只是伸出手，把沈既白垂在身侧的手握住。那只手比她想象中暖一些。像一个人在冷风里站了太久，终于有人走过来，站在她旁边，和她一起看同一片天空。
“沈既白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以后还会遇到这种事吗？”
“可能会。”
“那下次，你提前告诉我。”
沈既白转过头看着她。“提前告诉你？”
“嗯。不管是什么事。”姜屿说，“不要等发生了再告诉我。在发生之前，就让我知道。”
沈既白没有回答。她只是把姜屿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，像在说——好。
风从桂花树光秃的枝干间穿过，发出干而细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远处翻动一本很薄的书。没有叶子，没有花，但她们站在这里，等春天来。明年会重新长出叶子，会在秋天再次开花。但她们不需要等到花开才知道，树还活着，根还扎在这片土里。它在。她也在。她们都在。